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远藤周作（1923-1966）是一名长期活跃在日本文坛，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的近代作家。作为作家,远藤周作小说的艺术性是很高的，其精妙的构思、透彻的精神分析、日本传统技巧和西方现代派手法的结合等颇为人称道。人们感兴趣的，还有他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题材的处理，和体现在作品中的宗教情怀。对基督教思想的独特见解，使远藤周作在日本神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远藤周作著有许多和基督教相关的作品，并以天主教为主题进行了大量创作。《沉默》一经发行，与其相关的研究就如火如荼地展开，存在众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在神学方面，神的沉默，背叛者的复权，基督教在日本的本土化等问题被广泛研究。远藤周作在《沉默》中所展现出来的宗教观在表面上看来与其基督教徒的身份不相符合，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基督教观，也可以说他是从另一个方面来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又或者说是一种在宗教文化上东西差异。在经受了日本本土宗教意识和基督教的影响下，远藤周作的宗教思想也是别具一格，跟传统的基督教思想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沉默》一作中远藤周作表现出了在基督教义上的“另类”观点，笔者认为主要是体现在其对弱者的关怀与理解上。

远藤周作的创作意图是由长崎的一张用来于逼迫信徒踩踏的圣像引发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弱者和强者的思索就深深根植于远藤周作的脑海之中。此后，远藤周为收集江户时代天主教的资料再次造访长崎。在日本最初的基督教殉教者二十六圣人殉教的发生地，进行了一系列思索。相较于英勇殉教的殉教者，远藤周作更被因自身的软弱而背教的弱者所吸引，从而发出了对于强者和弱者这个问题的一连串思考：殉教的强者们在殉教当下是否有受到英雄主义的影响？因不能战胜自身软弱而没有能够殉教的背教者自身是否也忍受着痛苦？正是由于对殉教者英雄主义的怀疑和对被世人唾弃的弱者的不忍抛弃，远藤周作开始了《沉默》的创作。

为何远藤周作会如此关心弱者的问题呢？幼年时期的远藤周作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就自然会关注和自己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进入庆应大学文学部之前的远藤周作的记忆中，充斥着失败和痛苦。进入大学全方面地接触文学世界以后，远藤周作终于找到人生的方向而开始为之奋斗。可天不遂人愿，因为体质虚弱，开始了长期的住院生活。所以远藤周作就特别理解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痛苦的弱势群体，并把对他们的关怀付诸实际行动，开展了“温暖人心的医院”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同时，作为基督教徒的远藤周作，对《圣经》中被世人唾弃的犹大这样的背叛者们寄予了极大关心。 

弃教在欧洲人眼中不只是个人的挫折，同时也是整个欧洲信仰、思想的耻辱和失败，当时日本政府对天主教徒的高压政策得不到任何效果，于是转而向这些司祭施压，若是不弃教，信奉天主教的日本人就会遭受酷刑对待，洛特里哥也因吉次郎的告密而被捕入狱。在狱中洛特里哥抚摸着墙上先前殉教者刻下的字迹赞美主，等待第二天的酷刑，但是此时的孤独使他忍不住开始诅咒上帝的沉默，因为上帝允许了一个道德上颠倒的世界对他来讲，世界秩序已经受到损害，上帝已远远地退回到他的深不可测之中。一藏、茂吉的殉教的情景，深深烙在洛特里哥的脑海。在他的想像中殉教应该如圣人传记中所写的“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殉教应当是壮烈而荣耀的，然而日本信徒的殉教却是一味的悲惨与痛苦，一藏、茂吉身体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历经两、三天痛苦,直至身心俱疲,衰绝而亡”，他也见过有人在他眼前被杀而“烈日和蝉鸣依旧”。现在他忍受着精神的压迫和肉体的痛苦,墙外的人却是无动于衷地打着呼噜,他无法忍受神把一切迫害加在已经饱尝苦难的百姓身上,无法忍受神对这些受苦的人们沉默不语,洛特里哥被其中的荒诞折磨得几乎发狂,在等待受审的过程中死亡的恐惧也常常紧抓着他的心,原本期望自己能像传记、传说中的殉道者“凛然忍受各种刑罚最后杀身成仁”，然而真实面对苦刑死亡的可能时,他却是不由自主地软弱与惧怕,若非自己身为司祭的义务与责任,恐怕也早就屈服了。神的沉默甚至使他怀疑神是否存在，然而他却不敢深思，因为神一旦不存在他历经万难到日本传教便是一场笑剧而殉教信徒的受苦、牺牲不过是一场荒谬。他的苦难对他来讲成了恶，因为他不得不感到这是一种非正义的天命，他感觉到上帝没有试图证明世界的正义，上帝是坐观者，上帝已经不是遥远纯洁的上帝而是集黑暗和光明善和恶于一身的上帝。洛特里哥个人的苦难因为孤独而变得没有意义，他对上帝绝对的虔诚导致他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苦难，神圣太过崇高，高不可及，它已经不是人的状态。对神圣价值的崇拜结果是导致驯顺。就在洛特里哥诅咒时"他曾经崇敬和唾弃的费雷拉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外面的声音并不是狱卒的呼噜声，而是三个日本教徒被吊在院子里发出的呻吟声，他们的耳后被切开小口"血一滴滴地往下滴"几天以后才慢慢死去，这个时候他的人性处在变动之中，受难者和他们荒诞的死亡在影响着他，当弱者为他所致力的事业而被迫受难时，他却诅咒着神的沉默而听不到人的呻吟，这不仅是神的沉默，更是人的沉默啊。洛特里哥初受极端压迫时，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极端的信仰使人变成人的敌人，为了追求人的完美，人竟然变成了野兽，所以人性是一个可疑的领域，它既不属于神明，也不属于魔鬼，它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最后洛特里哥选择了当年费雷拉的选择，“用脚践踏圣像践踏那张疲累不堪充满哀伤的脸”。那一刻他自诩的强者形象崩溃了。但是在狱中他走过的这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使他感受到了恐惧、人性黑暗、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在传教与寻访的过程中洛特里哥经历了信仰与反叛、圣职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怖、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等两难情境，逼迫着他对基督的信仰进入现实的思索，最终他彷彿也走过一趟恩师的心理历程，拥有自己对信仰的诠释与实践。

原本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死亡常常是通向救赎的一种方式并且被看作一种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人生的无目的转化为有目的，混乱转化为秩序，不公正转化为公正，人们在俯首听令时，甘于服从最简明易行的命令，宗教早就实验了这类人的心理取向，忠于某种理想的人为了替他人守护这种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宗教文学特别青睐的主题，它的典型象征就是十字架受刑，所以在天主教历史上对轰轰烈烈而死的殉教者加以赞美，描述他们的生平或死亡，然而，这些不愿反叛，在无言的屈辱中死去的人们，他们选择的其实是自杀，他们不愿意放弃“信仰”不能面对现实的荒诞，不愿承认上帝本身有恶的可能。对许多像吉次郎之类的信徒和神职人员都表现出蔑视、憎恨的态度，天主教的历史将他们深埋在沉默之灰下，尽量不让他们显露出来，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被漠视的人，既然身而为人，因自身的软弱而做出的弃教行为，他们其实也承受了內心巨大的煎熬，谁敢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呢。坚持信仰是殉教者的道德，而相信邪恶则是卑微者的道德，这些背教弃教的信徒在历史中是无所适从的，他们不是战胜苦难为理想而死的英雄，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一种现成的叙述方式，他们因此陷入沉默无语的状态，能够替他们说出被深埋在沉默之灰下的痛苦只有小说家，远藤周作要打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因此《沉默》其实包含反抗历史的沉默之意义，人拥有选择或放弃神的自由。文学以凝视人为最大目的和义务，当一代文学终于成为后世的历史信息，文学家免不了要担当文学以外的见证人，小说在此对天主教的历史作出了洞悉和批判，而天主教历史本身也就这样面临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