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总体来说，在中国，以沟口中国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大致始于1991年至1992年间，直到近年，伴随着中国研究者对自身的反省与反思，沟口中国学得到了更为广泛地关注。

上世纪90年代初，沟口经哲学专业的相关学者介绍逐渐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随着1995年赵士林翻译的《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李甦平等翻译的《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龚颖等译介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等相关著作在中国的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开始了解并关注沟口的中国研究。经孙歌牵头翻译的《沟口雄三著作集》为中国的沟口学术研究者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沟口中国学的影响力。这些翻译著作分别是《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中国的冲击》；后四部著作分别是：《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李卓吾•两种阳明学》、《中国的思维世界》、《中国的历史脉动》。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译著与先行研究的不断充实与完善，与“沟口式”中国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哲学思想方法研究、在日本中国学框架下的沟口中国学研究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现代性”问题研究等都逐渐在人文社科系学术研究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的沟口学术研究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歌的研究，作为沟口学术研究的先驱，孙歌认为沟口中国学具有深刻的革命性。他在《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沟口雄三的学术世界——》对沟口关于中国思想史结构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叶坦在《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中，从“批判性超越精神”、“‘欧洲中心论’否定”、“‘全球视野’的着眼点”、“‘学问’之于现实”四个部分对沟口的学术进行了精简的概括与梳理。中国哲学研究者康庆在《沟口雄三的中国方法研究》中的评述：“沟口雄三是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久负盛名的学者，他广泛涉及中国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包括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沟口雄三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意义。”康庆对沟口一反过去以西方的范畴、逻辑、价值评判标准来衡量东方思想文化，主张文化多元化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史艳玲与张如意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新视野——当代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中国学研究》当中，对沟口的研究从“多元化”、“内发的近代”等方面进行了解析。

与中国以肯定为主的沟口学术研究不同，日本的沟口学术研究则以批判为主，最早的研究是1982年围绕沟口处女座《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进行的两部书评：奥崎祐司：＜書評＞「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開』」三浦秀一：＜書評＞「溝口雄三著『中国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開』」到1985年真正意义上的沟口学术研究才出现，久保田文次在「近代中国像は歪んでいるかー溝口雄三氏の洋務運動史理解に対してー」中质疑沟口探究中国史学的独创性，认为沟口的理论空洞化。1988年东洋史学者杉山文彦在「近代中国像の「歪み」和『ふたたび＜近代中国像＞をめぐって』中认为沟口的“中国基体论”依旧没有脱离西欧话语体系的大框架，仍旧受限于西欧“近代”。他同样认为沟口的“中国基本论”过于空洞化。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代田智明在『「溝口方法論」をめぐってー続・近代論の構図―』中肯定了沟口研究的中国思想史论，承认了沟口文学对研究历史的积极意义。1993年伊东贵在「「挫折」論の克服と「近代」への問いー戦後日本の中国思想史研究と溝口雄三氏の位置」中从战后日本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整体框架、沟口对战后岛田虔次等学者中国“挫折”论的克服以及沟口在近代主义与亚洲主义层面的表现等三方面对沟口的学术作了相对客观全面地概括。

总的来说，日本方面对沟口学术的评价褒贬参半，批评主要集中于沟口“中国基体”方法论所衍生出来的诸问题。但沟口对战后日本中国思想史研究乃至整个日本中国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受到了一致的评价。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对沟口雄三中国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调查总结，除了梳理这些学者的研究贡献，更重要的是希望沿着新时代的发展特性，分析出以后研究沟口雄三中国学的更多更加精髓的研究角度，希望能对不断研究沟口雄三的学者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