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电视剧在中国跨文化传播_日语论文开题报告
编 辑:日语论文网发布时间:2022-08-10

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电视剧作为直接进入到各个家庭的一种大众文化载体,在跨国界、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而它所带来的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探讨和研究空间。上世纪80年代,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引进了《血疑》、《阿信》、《排球女将》等一批优秀的日本电视剧,人们在初次接触到外来的大众文化作品之后,被其独特、新颖之处所吸引。20世纪90年代,日剧都以俊美的演员阵容、时尚潮流的包装、淡雅又不失凄美的剧情,在广泛的范围内赢得了中国观众的惋惜声和泪水,出现了民间所谓的“哈日”现象。然而,不知何时,日剧悄无声息地淡出了中国荧屏,取而代之,家庭气息浓郁、情景描写活泼轻松并富有时尚元素的韩剧掀起了国内的一股“韩流”狂潮,至今仍未消退。“韩流”来势汹汹,日剧深陷“寒流”,不禁有人问道:彼此交流甚密且毗邻的两国在人文精神传播和艺术表达方面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的差异。笔者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日韩电视剧在中国的传播差异正体现了电视剧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跨文化传播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

那么,何谓跨文化传播?电视剧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又是怎样的一种传播呢?

跨文化传播是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2004)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施拉姆曾经将传播过程概括为八个因素:信源(source)、信息(message)、编码者(encoder)、渠道(channel)、解码者(decoder)、接收者(receiver)、反馈(feedback)、噪音(noise)。(Wilbur Schramm Mass Communications Urbana,《University ofllinois Press》,1972)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著作《编码与解码》中指出:“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王广州,译,2000)同时,根据霍尔的定义,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或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解码是符号传播最重要的阶段,解码者如何解码取决于他预先持有的社会经济学准备和文化位置”。(陈亚民,《基于效果的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及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析》,2009)

本文以日韩电视剧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比较分析为题,以编码解码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编码者、传播过程以及解码者的比较来分析日韩电视剧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差异。笔者认为,日韩电视剧作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正是编码者(日本和韩国)根据自身的文化特质选择出既能融合于他民族的文化中又能体现自身传统文化的信源、信息,也就是跨文化传播的内容,再通过电视、网络等大众渠道传入到中国。而中国群众作为受众群体正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解码者。日韩两国如何编码,编码形成的作品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有何不同;中国受众如何解码,如何理解和接受日韩电视剧所表达出来的意义;理解、接受程度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都将是笔者论文研究的重心所在。

(1)日韩电视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姿三四郞》、《血疑》、《阿信》、《排球女将》等一系列日本电视剧。由于接受僵化和空洞的说教时间过于长久,只能观看样板戏的中国观众,随着日剧的输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与震撼。当时的日剧大都为励志题材,剧中主人公在逆境中勇于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着中国群众,引起了几乎男女老少、工农学商各个年龄群体和职业群体的共鸣。惠晓婧在《中国当代大学生“日剧迷”日剧接触行为的传播学考察》一文中写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以及文化消费的丰富与多样化,电视剧作品的消费群体在不断地发生分化。”在白天和晚上的黄金收视时间段,电视的受众主要是离休老人、家庭主妇以及工作时间比较固定的那部分受众。这些群体一般倾向于观看古装剧、戏剧或者是家庭情景剧,而大学生、社会青年等年轻群体则更喜爱富有时代感的偶像剧。这一变化使得年轻群体成为日韩电视剧的主要受众。90年代,《东京爱情故事》、《同一屋檐下》、《第101次求婚》等日本偶像剧的走红更是应证了这一事实。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日剧更为注重年轻受众,忽视了家庭主妇、离休老人等其他受众的影响,使得其在“韩流”面前显得“弱不禁风”。   

9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第一部韩国电视剧《嫉妒》,随后又引进了《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电视剧,刮起阵阵“韩流”旋风。仅2002年,中国内地电视台就播放了67部韩国电视剧,播放次数高达316次。(刘原,《在“韩流”的背后解读韩国电视剧》,2004)《看了又看》、《人鱼小姐》、《冬季恋歌》、《大长今》等一批批优秀的电视剧使得整个亚洲都深陷“韩流”漩涡。韩剧通过不断的创新,内容及题材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搞笑一家人》、《短腿的反击》等轻松愉快的家庭喜剧;《屋塔房王世子》、《仁显皇后的男人》、《来自星星的你》等具有穿越色彩的浪漫爱情剧;《主君的太阳》、《能听见你的声音》、《秘密花园》等内容新颖奇特的电视剧……韩剧的多元化发展,使其不仅守住了大学生、社会青年等年轻群体,也确保了家庭主妇、离休老人等其他群体的观众,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3)日韩电视剧差异现象的文化内涵

有研究表明,韩剧在中国风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方面:一是中国文化的包容

性;二是儒家文化的同根性;三是韩国文化的磁吸性;四是全球文化的交互性。(郑小红,《“韩流”成因及对我国青少年的影响》,2007)众多调查研究也显示,儒家文化的同根性,亦指文化的接近性,是韩剧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体现出韩国很好地继承和保持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三世同堂、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等无不彰显出韩剧的儒家文化。而日剧在中国形成的“哈日”现象也有其原因所在。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长时间受到僵化思想的影响,中国观众对于日剧这类新型的电视剧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中国观众对于这一时期日剧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其次,日剧中所描写的剧情为处于困惑和迷茫状态中的中国观众提供了某种启示,其中体现的生活意义、生命启示等给予了中国观众诸多启发和鼓舞,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喜爱。

“韩剧的立意大都比较简单,没有很深刻的思想,节奏比较慢,看的时候不需要专注地思考,也许从剧集开始就预示着剧集的结尾,但其中种种琐碎的内容是吸引观众的原因。”(闫彦,《日剧与日本文化精神内涵的表达》,2009)作者还提到,日本由于土地以及各种资源匮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电视剧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对未来的危机感和严肃的思考。然而,笔者却对此表示疑惑。崔景明在《儒家文化中的中韩日》(2005)一文中提到,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韩国、日本等,在历史上都用汉字,崇尚儒学,形成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那么,为什么同属一个文化圈的日本,没能使日剧在中国掀起“日流”呢?韩剧轻松活泼,以诙谐的场景引起观众对生活的喜爱,日剧则更为沉重,以细腻的描写引发观众对生活的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同属于一个文化圈的日韩电视剧才会出现中国受众喜爱程度不同这一现象。笔者将就此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从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的影响以及日韩两国各自所形成的特有文化为切入点,对比分析编码者(日韩两国)如何对电视剧进行编码,以及编码形成差异的原因。笔者还将对比研究日韩两国电视剧在视听效果、故事情节、价值体现方面的差异,从日韩两国的审美意识以及独特的传统文化出发,结合儒家思想的影响,研究其差异现象的文化内涵。

现有的先行研究为笔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部分有效论据,但多为对日剧以及韩剧单方面的分析理解,并没有全面地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在调查分析中国受众群体的同时,通过比较日韩两国电视剧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内容以及编码和解码过程的异同,解析其所蕴含的文化现象。结合日韩电视剧所体现的文化元素,从故事内容、视听效果、价值体现等方面来分析日韩两国电视剧在中国这一受众群体中所呈现的差异现象。希望这一浅显研究能作为笔者今后专业学习的初步探索,同时也为今后电视剧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献出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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